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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80【国富论】


黄峨亲自端着肉糜粥进来,对王渊说:“过几日便是上巳节,靳夫人(金罍之妻)邀我们一家去郊外踏青。你可走得开?”

王渊涂改着稿件,点头道:“去吧,很久没走动了。”

黄峨又说:“靳夫人之意,是想将她家的媛儿,许配给骐儿(王骐)为妻。”

“骐儿已满十七岁,确实应该张罗婚事,”王渊说道,“可趁上巳节踏青,让小儿女们自己聊聊,若是情投意合便可遣媒人提亲。若他们哪个早有心上人,也不要一味强迫,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

“我省得。”黄峨随手拿起几张书稿,入眼却是《国富论》三字。

亚当斯密的《国富论》,王渊在高中时囫囵读过,依稀记得某些概括内容,但细节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

反倒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,什么生产力、生产资料、生产关系、剩余价值……这些东西王渊记得更清楚,他曾经高中分班到文科,老师上课都有讲过的,只因背书背得头大无比,学着学着又跑去读理科。

王渊现在写的这本《国富论》,部分来自亚当斯密,部分来自马克思,部分来自穿越前的各种阅读,部分来自穿越后的为政经验,堪称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大杂烩。

黄峨翻开第一章【绪论】,只见稿子写道:

“国之度,民之用,皆劳作而得。若废生产劳作,国无税赋可支,民无衣食可活,未闻世间有不劳而获之事也……劳作有序,分配有度,则国富民强;劳作无序,分配无度,则国贫民弱。”

“工匠造物,农户耕种,可称劳作。商贾货通有无,学者著书立说,亦可称劳作耳。”

“劳作生产,须有人与物,二者缺一不可,此谓‘生产资料’。欲得粮食,须有人耕种,亦须有土地、种子、农具之类……”

“人,可称‘生产者’,亦可称‘劳动力’。创造财富之多寡能力,可借物理学术语强名之,谓‘生产力’也。推而大之,以工厂拟人,以国家拟人。则可论及‘工厂之生产力’、‘国家之生产力’。”

“一妇人以旧式纺车织布,昼夜可得几尺?若以新式纺车织布,得布数倍之。若以蒸汽机织布,得布百倍之。生产者人数不变,而所得财货骤增,此谓生产力之提高也。”

“若欲提高生产力,改进生产工具只得其一。生产工具为物,为‘生产资料’,人亦‘生产资料’也。是问,可改进人否?必可改进之!”

“一书生,一老农,同耕一亩地,谁得粮食较多?一农户,一盐户,同煮一锅卤,谁得盐教多?人有专精,此生产技能之别。提高生产技能,亦可提高生产力。”

“又问,兴修宫室城墙,为何当设督造官?乃分工劳作也,不使役工闲之,不使石匠做瓦匠活耳。生产力愈高,则分工愈细化,后文将详而论之。”

“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?若劳无所得,则必怠工懒散。大明工匠,为官府服役,必得过且过;为自家谋生,则辛劳勤奋。灶户亦然,煮正盐懈怠,煮余盐积极,皆因正盐无利可图,余盐乃妻儿生计所依。此谓生产积极性,大明户籍之别,乃生产力之一大桎梏。”

“究其所因,分配不均也!”

“推及天下,百姓耕作,得衣保食,朝廷征收,可支国用。若四海无闲田,农夫犹饿死;若海内百业旺,国库尚空虚,此分配之大弊也。财富何匿?权贵、士绅、豪强、商贾,上夺国之计,下夺民之利也。”

“由此可知,国富民强之策有三:其一,政令通畅,分配有序;其二,发展知识,推广技能,提高生产力;其三,逐步取消户籍之分,逐步允许游民存在,尽最大可能解放生产力……”

绪论看完,黄峨再看第一章正文。

迎面一大堆名词阐述,商品、货币、劳动、分工、市场、资本、生产力、生产资料之类,看得黄峨不由发笑:“你这是要致仕做商贾吗?”

王渊说道:“我在写一本君臣必读之书,此书学问经世济民,可称之为‘经济学’。”

人类社会形成之后,经济学便自然产生,只是一直没有形成专门学问。

西方最早的经济学著作,应该是古希腊的《经济论》,作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,专门论述奴隶主家庭经济。

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,也有一些经济学思想。

特别是亚里士多德,认识到货物有两种用途,一种是本身固有的,一种是交换产生的。这个思想,后来被亚当斯密发展为“使用价值”和“交换价值”。

进入中世纪之后,欧洲只剩下神学,经济学成为神学的一部分,能发展成什么鬼样子可想而知。

至于中国,诸子百家皆有经济学思想,荀子还专门著有一篇《国富》,并影响接下来两千多年的中国。荀子以农为本,提倡“重本”治国,同时又肯定工商业的作用,但必须对商贾进行必要限制。他认为富国必须富民,达到上下俱富,从汉代起成为主流,只不过“富民”经常被搞得走样。

法家也差不多,富国强兵,重本抑末。但是,商鞅和韩非主张“强国弱民”,只给百姓保留基本财富,而且疯狂打击工商业。

而道家嘛,无为而治,顺其自然,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运行。

王渊这本大杂烩《国富论》,主要思想只有三个:国家有限干预;提升科技,细化分工;解放社会人力资源。

细节方面,提出并阐述各种经济学名词,简单论述历代各朝的经济问题。着重阐述明初建国时的经济环境,与正德、绍丰两朝经济环境的巨大差别,便是不同时期应当用不同的经济政策。而在不同的省份,也该适当调整经济政策,做到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。

至于更深入的内容,王渊写不出来,就算能写出来,读者也无法理解。因为大明的社会经济,还在资本主义萌芽当中,许多益处和弊端都还未显露出来。

当然,王渊还重点讨论了棉吃人、丝吃人的问题。

山东大量农田改种棉花,江南大量农田改为桑田,如今已形成北棉南桑的经济局势。如此不但导致地域性粮荒,而且商业大兴加剧土地兼并,富户通过合法手段并购土地。就各省鱼鳞册变化来看,山东、浙江、南直隶三省,这几年的土地兼并异常严重,个别豪商巨贾已经聚得百万亩土地。

由此产生大量失地农民,一些成为佃户,一些成为游民。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,运输、码头和工厂工人急剧增多,海外移民和商船水手也大量增加。各地方官员,应该加快“游民册”的制定,给这些游民一个合法的身份,不能再将其视为流民,否则久必生乱。

整本书字数不多,只有四万多字,王渊却足足写了一年半。

乾清宫。

随侍太监捧着一本手抄线装书说:“陛下,这是太傅献上的新书稿。”

朱载堻好奇的接过来一看,《国富论》的书名就让他精神大振。绪论只是概括,已令小皇帝感觉新奇,正文的细节阐述更让他茅塞顿开。

仅一个社会分工,王渊就写了近万字,这是前人从未有过的经济思想。

儒家一向提倡重农抑商,王渊却将土地和粮食,也归为生产资料和商品,甚至土地也是一种商品。

花费好几天时间读完,朱载堻叹息说:“吾知先生为何宣扬物理学了,物理门人研究万物之理,可以制造更优良的机器。如此,便可提高生产效率,也可细化社会分工,以更少的劳动力产出更多的财富。先生亦未违背儒家圣贤之言,国富第一策,便是要政令通畅,朝廷干涉经济运转,以保障小民之生存。来人……”

“陛下,奴婢在呢。”随侍太监躬身道。

朱载堻说:“着令司礼监经厂,印五千本太傅新书,分发给天下官员细细品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