卡佳，不要这样对我，不要……

  老头才说了半句话，卡佳就赶他走了，大声叫喊起来：你是个冒牌货！真正的格奥尔基在这里——她用手指着我的鼻子。

  你说什么？这个年轻人是我？

  请不要再来骚扰我了，不然我打电话报警！

  话音未落，卡佳已强行关上了房门。

  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她一个人缩在沙发里，随意地翻着几本书，连眼镜都没戴上，想是一个字都没有读进去。我走到窗边，看到楼下的老头仍然徘徊，不断抬头仰望这扇窗户。

  第一次，我觉得卡佳不但刻薄，而且残忍。

  再见，我要回1959年的莫斯科去了。

  告别卡佳，我冲到思南路，看着那个四十多年后的我。我那架势像是要打人，但他并不害怕，挺直胸膛看着我。我羞涩地说，对不起，她的记忆出了些问题。

  你是谁？

  我是你。

  嗯，看到你很亲切，真的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

  我是冒牌货，你才是正版，我向你道歉。

  老头从兜里掏出个信封，里面装着一根女人的头发丝，说这是在1958年的莫斯科，她最后送给他的东西。

  你要我拿上去再跟她说说吗？也许，她会想起来的。

  哎，不必啦，谢谢你。

  谢我什么？

  老头摇摇头，不声不响，离开了。

  我想他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  这年十二月，我的工作调动了，因为写作引起领导关注，我被调离基层的邮政局，来到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，在机关里编写邮政史和企业年鉴。

  对于卡佳来说，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格奥尔基，突然在时间隧道中消失了。

  也许，这对于老太太来说很残忍，但我不能再继续伪装下去了。

  隔了半年，进入盛夏时节，漫长的“非典”灾难消退，我才再去看望她。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，我不是她的格奥尔基。

  但家里没有人。我到处找她都没有消息，邻居说她失踪三天了，许多老年人就是这样走失的。我有个表哥叫叶萧，是个很厉害的警官。通过他的帮忙，我查到卡佳的身份证被人使用过，购买了上海飞兰州的机票，刚入住当地一家宾馆。难道有人盗窃了她的身份证？还是更可怕的事？叶萧帮我询问兰州警方，确认入住宾馆的就是老太太本人。

  我打电话到宾馆房间，恰好她接起电话，告诉我，他死了。

  谁？

  格奥尔基。

  我的脑中掠过那张四十多年后自己的脸。

  原来，卡佳是去参加葬礼的。

  我去找她，也买了张飞机票去兰州。参加追悼会的有老头的子女，已是儿孙绕膝，还有军工企业的领导，多年的老同事们。但没有人认识卡佳，她独自穿着黑纱，站在一堆花圈外面。西北风吹湿了她的眼睛，遗体被推去火化时，卡佳远望着他窃窃细语——你知道吗，我找你找了多久，我找你找了多久。

  她又用俄语说了一遍。

  再见，格奥尔基。

  一年前，当七十岁的他，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卡佳就已明白，她的格奥尔基回来了。老头说的都没错。但，那个真正住在她心里头的，是在莫斯科河冰面上跟苏联人打架的年轻的中国人，而不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。二十多岁与六十多岁的格奥尔基，对她来说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此时此刻，怎及得上彼时彼刻？年华这东西，就像人死不得复活，满头白发不可能恢复三千青丝。她心里透亮得很，我们都回不去了，不如，还是让这老头子，别再折腾，好好过日子吧……

  所以，卡佳的记忆并没有错乱，精心伪装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她！

  她只是为了让自己相信，格奥尔基当年所说的时间旅行，是真实发生过的，他一定会穿越时空来找她，索性将计就计演了一场戏。

  是我被她骗了，我才是个傻瓜呢。

  其实，当我假扮成格奥尔基的时候，她只要跟我说两句俄语，就必然会露出马脚……但她自始至终跟我说中国话，尽量避免任何俄语单词，哪怕是个地名和人名，除非达斯维达尼亚或达瓦里希。对啊，当我们说到往事，凡是我无法圆谎之时，她都会主动扯开话题，让我避免尴尬露馅。

  我护送卡佳飞回上海。在祖国的蓝天上，老太太向我承认，当她刚认识我，第一次在我面前发心脏病，让我给她拿药吃硝酸甘油片，竟然也是假装的。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，而是糖片。

  她只是始终在等一个人，等头发乌黑的年轻电工，等他沉默时的眼角，等他最美的时光。他俩唯一共同拥有的，只有记忆。但我没有，或者说，我没有她最美的时光的记忆。

  我以为她会哭，但没有一滴眼泪。卡佳应该荣封奥斯卡影后，同时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，难怪是莫斯科电影学院的。

  说实话，我应该对她有所怨恨，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我却怨恨不起来。

  但我没有再去看过她。

  时间，却像翻书一样快啊，刷刷刷过去了十多年。我早就从邮政系统辞职，自己开了家文化公司。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写小说的状态，虽然比不过网文大神们，但旺盛的写作欲望从未变过。而在我的书架上，还有当年卡佳送的书。

  唯一小小的遗憾是，我还没去过莫斯科，尽管我的书在那里翻译出版过。如果我有机会去莫斯科，我会去一个地址——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写的，每个星期都要投递到那里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奥尔基。

  2014年，初秋的一夜，乌鲁木齐的地下通道，听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弹唱。我忽然，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。

  但我没打通她家的电话，也许是搬家了，换号了，还是那栋老洋房被拆迁了？

  回到上海，我才听说——卡佳死了，在一个礼拜前，享年七十九岁。

  我回来晚了，没能送她最后一程，已被火葬场烧了。整理遗物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个白色信封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。打开只有一根头发，银白色细细的长发——这是她最后的希望，如果我能还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话。